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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五规划建议透出十一大亮点 确定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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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社会是目标，科学发展是手段。“发展是硬道理”，“科学发展更是硬道理”，“科学地发展和谐社会是真正的硬道理”；不科学地发展难免不和谐，不和谐地发展肯定不科学；发展不等于片面的数量、速度和规模的扩大和增长，“科学发展”一方面是要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寻求高质量高效益的发展，另一方面是要追求 “理性的繁荣”，“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即以建设和谐社会为目标的发展。
从“十一五”规划的内容看，科学发展观是其最重要的指导方针。它意味着，中国要从过度依赖廉价劳动力、资金、自然资源和环境投入，以量的扩张实现增长，转向更加依靠劳动者素质和科技进步，以提高效率获取发展。也就是说，不仅要既“多”又“快”地增长，还要既“好”又“省”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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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观是胡锦涛总书记2003年4月10日到15日在广东非典疫情非常严重的时期视察广东时首次提出的。当时，他鼓励广东要万众一心战胜非典，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
当时的提法，是全面发展观，要求广东要注重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注重可持续发展、全面发展。由此可见，胡锦涛同志在当时就全部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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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月之后，即2003年6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抗击非典总结大会上，胡锦涛同志正式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次日这一概念第一次出现在全国报端上，并风行全国。一年之后，当胡锦涛同志在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讲话时，科学发展观已成全党全国的共识。
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年7月25日和9月29日相继召开的两次会议强调，制定“十一五”规划，做好“十一五”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落实“五个统筹”，坚持“六个必须”，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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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首次由“计划”改为“规划”
与过去十个“五年”明显不同的是，在名称上，第十一个“五年”由“计划”变成了“规划”。这几乎成为近期有关“十一五规划”报道的一个焦点。
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博士辛鸣认为，虽一字之差，内涵却不尽相同，显示出党中央对发展内涵的认识已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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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词典》中这样解释“计划”和“规划”：“计划”是指工作或行动前预先拟定的具体内容和步骤；“规划”是指比较全面的长远的发展计划。显然，后者更加注重宏观性、战略性、指导性和长远性。
以“五年”为单位进行国家建设的“五年计划”模式，起源于前苏联。新中国成立后，开始全面学习，自1952至1953年，多次派出包括周恩来总理率团的代表团到苏联学习，在他们的帮助下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自1953年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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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计划主要是指令性的经济计划，事无巨细，涵盖了方方面面的经济增长指标，从工业总产值增长98.3%、手工业增长60.9%、大型工矿项目施工 694个到具体的钢铁产量增加多少、煤炭产量增加多少等等。翻开以往的五年计划，各类指标的具体程度超出现在很多人的想像。
2003年9月18日，发改委主任马凯在“十一五”规划编制准备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表示，“十一五”规划，要突出战略性、宏观性和政策性，要抓住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问题，突出战略方针、战略任务、战略布局、战略措施和重大政策，不宜搞过多过细的量化指标，改变以往无所不包、涉及领域过宽的状况；强化指导和约束功能，增加制度创新内容；在编制程序上要建立规范化的民主制度、衔接制度、论证制度、公布制度以及备案和评估制度。
Re:十一五规划建议透出十一大亮点 确定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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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时期，国家要通过计划逐一配置重要资源，所以各项指标定得非常细。但过去制定的微观具体产业发展计划，更多属于市场、企业和资本自我调整的内容。而在市场配置资源的今天，规划将突出宏观性、战略性，规划指标少而精，而且总体上是预测性、指导性的。从“计划”到“规划”，体现了从微观向宏观、从直接向间接、从项目管理向规划管理的突出转变。
毫无疑问，中国的改革开放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五年计划从“一五”推进到“十五”，其中的强制性和指令性逐渐消失，或者说主观性的成分逐渐减少了，而客观性的成分增多了。而计划变规划，表明计划经济体制基本破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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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本化改革
国计当为民生。早在2003年9月18日，发改委主任马凯在“十一五”规划编制准备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就曾表示，“十一五”规划当体现出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中国的发展必须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发展应让广大人民能分享到经济进步带来的成果。
“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对我们党所倡导的科学发展观作出的高度概括。它明确告诉人们，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价值取向，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必须以满足人的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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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以人为本”本身并非我们今天的创新，古今中外早已有之。中国古代就有“民为邦本”的思想。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期，齐国著名政治家管仲最先在《管子?霸业》中提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孟子也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我们也一直倡导“为人民服务”，但在某一发展阶段，不经意中迷失了发展的终极目的。
科学发展观解决了如何发展的问题，“以人为本”则明确了“为谁发展”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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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以人为本”本身并非我们今天的创新，古今中外早已有之。中国古代就有“民为邦本”的思想。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期，齐国著名政治家管仲最先在《管子?霸业》中提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孟子也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我们也一直倡导“为人民服务”，但在某一发展阶段，不经意中迷失了发展的终极目的。
科学发展观解决了如何发展的问题，“以人为本”则明确了“为谁发展”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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